9月‧新北市‧
我猶豫了很久，到底該怎麼書寫這場遊記的後記？
就像那一夜跟嘎嘎討論一樣，或者那之後許許多多或大或小的對話；隨著我的書寫進行，越是到後面我越是清晰的感覺到，與其呈現結論，更重要的其實是我必須呈現過程，交代我的脈絡。
呈現事件發生時、發生後我的觀察，我的想法，以及更重要的，我如何思考的那些心路轉折，而不僅僅是最後的決定。
這是我之所以書寫這篇後記的緣由，我想讓一路看著沒用的我走到現在的人們，不管是認識的夥伴，或是不認識的網友，都能夠看見一些在故事中無法盡言的，屬於我自己的脈絡。
一起出門旅行的四個人，其實有著一小部分重疊的交友圈。隨著旅行結束，這個交友圈有出現令我詫異的動盪。
沒有參與這趟旅行的朋友，開始在私底下振振有詞的聲援框框、控訴對哩哩的種種不滿。以一種宣稱自己只是在陳述事實，但旁觀的我看起來卻是鄙夷輕蔑的姿態說話。
我非常，非常的訝異。
同為走完這趟旅行的人們，我清楚知道對哩哩的這種故事觀點百分之百是來自框框。我訝異的是，在雅典時說著對哩哩已經沒有感覺不想提不想再有關係的框框，會在回到台灣之後用這種方式呈現她想要的「關係」。
我也訝異為什麼沒有親身一起旅行的人們，怎麼可以在只聽見一方說法，就逕自對另一方有了宣判？
這不對勁，太不對勁了。
然而面對這樣的姿態，我感受到更多的是被貼上標籤的無能為力；我試圖發言，卻發現雖然沒有人明言，但我的發言被貼上了一種特殊的標籤，叫做「哩哩那一邊的」。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怎麼想說些平衡的話來平反都顯得不對。
這感覺並不陌生，我在聖多里尼與嘎嘎深談的那一晚就經歷過了；只是回到台灣的只透過網路文章，沒有見面聊天的這一場，因為文字遠比說話還要來得凝鍊，情緒因此撕扯得更加劇烈。
然後請你等等，如果正在閱讀這篇文字的你開始動氣了，開始想要批判沒有一同旅行的我們的朋友，或是框框，或是哩哩，或是此刻正書寫的我，都請你等等。
我想先請你聽我說，聽我說完我所知道的故事，我的脈絡。
從希臘旅行回來之後，我跟哩哩談過幾場，一向情緒被撩起來就會對人採取不理不睬姿態的哩哩，在我們邊逛IKEA邊談的時候，我好幾度感覺到她想要轉身直接離開的氣息。
但和旅行之前很不一樣的是，哩哩安安靜靜的停在那裡，用一種令我訝異的方式，試圖接受與消化那些與她的自我認知截然不同的觀點。
「小跳你覺得我該怎麼回應？」吃完IKEA的薯條，哩哩悶悶的問。
「不要有任何回應，」我小心翼翼提了一個很難的建議：「當大家在情緒中時，任何的回應與解釋都會被認為是在替妳自己找藉口。」
「這樣很悶。」哩哩皺眉說。
「我知道，可是妳自己在希臘也經歷過的，人在討厭一個人的時候，看見的都只會是對方的不好，而不是對方的努力。」我說。
哩哩沉默了。
後來的後來，哩哩非常努力的沒有在任何時刻跳出來為她自己說話；當我的遊記書寫到我們的聖多里尼，故事的敘述顛覆了她對我們一直以來的認知時，她也沒有提出任何辯解。
「這很難。」有一回在廚房煮東西時，她淡淡的回應我說。
「接受別人眼中看見的跟妳自己以為的不同，這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我說：「就像我得接受我的學弟告訴我的，在別人眼中我說話聽起來就是這麼的機車。」
我們小小爭執了一回，因為她刪掉了某個對她不友善的推文；於我來說，正面與負面的世界都同等重要，我不認同她的處理方式，但她也無法認同把私領域紛爭延伸到公領域來嗆這樣的作為。
當她有一回實在忍不住發言時，她選擇的也是令我噴飯的發言方式：她po了一首歌，是田馥甄的「要說什麼」；幾天之後，她就自己刪除了。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過程之中。
對我來說這也很難。
我的困難在於：遊記書寫到後來，我發現我很難心平氣和的對待框框。
在整個能夠被書寫出來的故事之中，框框都表現良好，沒有什麼大問題，反而是哩哩因為有嘎嘎爆發出來的鮮明批判，而顯得狀況連連。
但是在我的感受世界裡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嘎嘎也好，沒有一起參與旅行的朋友們也好，雖然她們對哩哩的不滿都其來有自，也都可以明確的找出屬於她們自身的情緒和感受的來源，但是「和框框談過之後」才爆發，這是共同的現象，我很難不把這個現象和框框聯想在一起。
那是很微妙的對話方式，和框框一起旅行兩天，許久之後我對這個模糊的感受才漸漸的弄清楚；我們都同樣的對於別人的「感受」是敏銳的，只是採取的處理方式全然不同。
舉例來說，我跟框框都能夠感受得到嘎嘎對哩哩的某些狀態有所不滿，也感受得到嘎嘎與哩哩相處時有些無法清楚表達的不舒服的狀態；但是對於我們這個「感受得到」，我們兩個人的處理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我的傾向是往我們自己的內在觀看，我會試圖想要帶著嘎嘎去思考，在這個過程中，與我無關的「他人」到底挑戰了自己些什麼價值觀？那些不舒服的情緒與感受都是一種語言，在試圖讓我們自己更接近與了然我們內在的狀態。
不管哩哩的狀態好或不好、對待人的方式令人舒服或令人不舒服，那都是她的課題她的選擇，與我無關；真正與我有關的只有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在感受到那些不舒服的時候我總是試圖捫心自問：我是否是柔軟足以承接那些尖銳的？我有沒有辦法閱讀然後體諒情緒化背後隱藏的不安？我能不能在對方焦慮時，一方面保有自己不受動搖的安定，另一方面誕生足以安定夥伴的反應？
哩哩或許是颱風，或許只是一場陣雨；但是不管她是什麼模樣，我都盡可能的反問我自己，我是否擁有面對這些各式各樣天氣的能力？
於是當嘎嘎與我對話，與我談論她從被對待之中感受到的種種時，我總試圖在對話之中、對話之後，讓彼此對待人的眼光與標準都能夠趨於寬容，轉往自己的內在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從側面觀察框框與人的對話經驗，卻不是這樣的。與框框談話之後的人們引發了自身不舒服的情緒共鳴，然後化成一種情緒的怒潮直接或間接的炸開。儘管那是為了聲張自己「應當被善待」，或是為了讓自己能夠開心，然而，那無助於改變彼此相處的狀況。
更讓我不舒服的是這樣的情緒爆發之後，沒有改變對方，還有了「因為對方拒絕改變，所以為了維護自己的完整與開心，只好選擇走開。」這樣的結論，彷彿自己的離開全然是對方的責任似的。
我不喜歡這樣的論調。當我們口口聲聲的控訴著誰讓我們不舒服的所以我們只好如何的時候，卻毫無意識自己正在抱怨與推卸自己行動的責任，而不是把握那個真正能夠決定的自己，去尋找面對與解決的方法。
哩哩或許很機車，或許對人很不完美很輕蔑，但那都不構成我惡待她的理由。因為我如何待人都是出於我的自由意志的選擇；我摸索了很久，才終於恍然我之所以覺得框框的觀點有著不協調感，是因為那從根本上違背了我信仰的價值。
我待人為善，並非因為她值得，而是因為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就是要好好對待彼此。
同樣的，當我待人為惡，那也並非因為她值得被輕賤對待，而是我選擇用一種輕賤的姿態對待別人，那是我的選擇，我不能因為我的不足而將責任推托到別人身上，推托為別人的責任。
舉個例子來說，殺人若是不對的，那麼我殺殺人犯的這個行為也是不對的。並不因為我高舉正義之大旗，我就擁有了正確性。如果我選擇以殺止殺，那麼在本質上我就必須承認，我跟殺人犯是同樣的，我們都試圖透過殺戮來滿足我們心裡的某個期待，不管那個期待是我所謂的正義，或是他所謂的衝動還是復仇還是慾望。
喔！不我沒有打算與你爭辯死刑之存廢，我只想透過這個比喻，說明我看待這場旅行以及其後事件的觀點。
離開夥伴這樣的決定，是我對我自己宣告我的無能為力，我能夠做的能夠看的，是我自己放棄的選擇與模樣，而不會是對方的責任。若把焦點集中在對方身上，就會錯失讓自己擁有更多模樣的可能性。
我一直很猶豫，包括我在書寫這段後記時，我都是猶豫的。
我在思考我是不是因為了我的偏見而惡待了框框？我是否過於偏袒與我同行的哩哩，以致於無法平衡的看待先一步離開的框框？我是不是在批判框框的同時，忽略了我已經選擇惡待對方並把我惡待對方的責任推給她而不自知？
在這一路上我努力尋找能夠跟哩哩相處和對話的方法，但是我是否也用了同樣的努力在尋找跟框框對話的方法？還是我只是在抱怨框框不厚道，而不曾花一丁點努力在理解她的處境，同理她的世界並找出能夠一起面對世界的方法？
「就算是框框你也覺得你可以跟她對話嗎？」有一晚我跟嘎嘎討論到我的狀態時，她忽然問了我這麼一句。
這問題來得突然，我下意識的脫口而出這樣回答：「可以啊！只要我不試圖捍衛哩哩的話。」
這句反射性說出口的話讓我呆了好幾秒，然後突然間豁然開朗。
是的，我之所以一直無法心平氣和的對待框框，是因為我一直試圖想要讓框框明白，哩哩很努力，只是不是以妳能夠接受的方式；就像那個聖多里尼的夜晚我與嘎嘎對話一樣，我沒有面對嘎嘎的當下，也忘記了自己需要去面對框框的「當下」。
當我在試圖說服框框的時候，我卻也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框框也一直很努力，只是不是以我能夠接受的方式。
我所看見的他人也同時反映了我自身的狀態，我能夠看見的，其實都是我自己，當我說了一大串「我覺得框框如何如何……」之後，回過頭來用word 的取代功能，把「框框」改成「我自己」，細細的讀上幾回，然後我驚悚發現那些描述竟然如此的貼切與真實。
我之所以能夠看見並批判他人的不足，那是因為我自己身上也擁有那些限制。
然後我才漸漸的了然慢慢的讓自己更接受這句話：我們都在自己的限制裡，都在試圖盡自己最大力氣，摸索如何善待自己，也摸索如何對待別人。
我一直在這個過程裡，是的，哩哩也在這個過程裡，嘎嘎也在，框框也在，沒有去旅行的朋友們也都在，我們都在摸索更心安理得的對待方式，不管是對別人的，或是對自己的。
我非常喜歡這趟旅程，這些朋友，以及從出發到歸來，和那些之後的種種。
謝謝你們讓我看見，不管是看見妳們努力的模樣，或是看見我自己的限制。
也謝謝閱讀這個漫長的故事的你們，在這趟回溯的旅途上，是妳們一路陪著沒用的我走到最後的。
我的旅行結束了，喔！不，
我想，這才真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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