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別問我是誰
片名：希特勒的孩子 Hitler’s Children
導演：卡諾‧傑耶維 Chanoch Ze’evi
這是今年世界公視大展精選的第一部片子，照例，開場的時候會有一些致詞。介紹世界公視大展的發展和緣由，然後請主持人出場。
由於這部片我相當感興趣，所以我特別在筆記了大部分的影片內容，說不定是今年的九部片中「影片內容簡介」這個區塊最長的一篇了（笑）。我的心得放在最後，時間太短了，我還沒有完全消化這部電影帶給我的衝擊，所以心得實在是不成比例。有興趣的人，心得放在全文的最後。
下面節錄的依序是主持人的發言，影片內容筆記，以及我的映後心得。
主持人發言：
主持人：我是政大廣電系的老師王亞維，我自己也做一些獨立製作的影片，我已經擔任了主持人三年，我都要求公共電視不要給我酬勞讓我來，因為我每次都有很大的震撼。今天晚上會放兩部片子，希特勒的孩子和直擊難民營。
希特勒的孩子，我稍微講一下背景，1933年納粹執政之後，他們採取種族清洗政策，開始進行大屠殺的事情，在那個年代有十幾座勞改營和集中營設置在歐洲各地，有上千上萬的德國軍官幫忙執行，戰後這些軍官當然都被審判了。並且，在戰後五十年來，相關的檢討、電影等等從來不曾斷過。但是這部片的導演覺得，應該要開始採取新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情，所以找了這些軍官的後代來拍設了這部影片。
我們就不多說，來看片子吧！
電影內容筆記：
以下內容根據觀影時摸黑隨手的筆記而來，事後騰打時發現摸黑盲寫的筆記字跡極度難以辨認……因此，有諸多疏漏或錯誤，請以電影為準
影片開場時，兩個男人搬運著希特勒的相片，以及一個沈重的箱子，走進電梯裡。
沒有交代他們是誰，畫面沉默的帶過。
然後，第一個獨白的角色，賈桂娜‧戈林（女）出場了。
賈桂娜‧戈林，是赫曼‧戈林家族的後裔，「赫曼‧戈林」是第一個執行猶太大屠殺的人。
賈桂娜‧戈林：「姓氏對我來說是非常沈重的負擔，我離婚之後，我的姓氏是冠了前夫的姓，我是想過要拋棄這個姓氏，但是對我來說，『戈林』這個姓氏是我更不願意面對的，所以我最後保留了我前夫的姓氏。
我是搬到美國之後才得以重新開始我的人生的。我已經三十……三十五年不在德國了，我覺得，我需要足夠的距離才能面對我家人的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祖父母、父母那一輩留下來的爛攤子，現在要由我們這一輩來處理。」
賈桂娜‧戈林住在美國的聖塔菲的荒郊野外，這裡沒有水源，必須自己收集雨水，這裡也沒有電力供應，只能自己架設太陽能板；幸好這裡還有電信公司，可以有網路和電話連接外界。
「我覺得，我住在這裡才可以遠離一切。」她說。
畫面轉到第二個獨白人物，卡婷‧希姆勒（女）。
卡婷‧希姆勒，是「亨利‧希姆勒」的姪孫女，亨利‧希姆勒指揮護衛團、蓋世太保，是第一個有系統的屠殺猶太人的人，被捕之後自殺身亡。
「對我來說，生活在德國國內還沒有影響，但是國外就影響很大。我覺得我們德國的年輕人都有這樣的傾向，我們在國外不想被認出自己是德國人，我努力的學習外國的口音，不想讓自己的德國腔調被發現。被發現自己是德國人，會讓我感覺困擾。」
畫面轉回到一開始搬著箱子走進電梯的男子身上，旁白告訴我們，當年納粹有三個四十公斤 的保險箱分別放在魯道夫‧霍斯、波曼、（漏）那邊，現在只剩下這一個（魯道夫霍斯的）。
男子把箱子搬到一個比較寬敞的空間裡，和另外一個記者一起打開他。
男子是萊納‧霍斯，是「魯道夫‧霍斯」的孫子。魯道夫‧霍斯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建立者，戰後被補之後處死。
陪伴男子的是猶太人記者。
箱子打開，裡面是一張張的照片。萊納霍斯說他以前看祖母打開這個箱子拿出裡面所有的東西時就想：哇！那一定都很破舊了！
記者和萊納一一審視這些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一棟別墅前拍的，入鏡的有萊納的祖父魯道夫‧霍斯，玩耍的小孩（可能是萊納的父親？），記者和他討論，說這些相片完全都沒有拍到集中營。
萊納指著一張有一道門的相片，說這道門外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他一直在想那個門後面，走出去會看到什麼？
「你沒有去過奧斯威辛嗎？（在波蘭建造的第一個集中營）」記者問。
「沒有。」
記者很驚訝，他一直以為像這樣的地方應該是萊納他們校外教學更要去的。（後來映後座談有提到，以色列的學校教育中，寒暑假的校外教學是會去集中營參觀的。）
「我也沒去過，那我們一起去吧！」記者說。
然後，鏡頭又移轉到一個正在大聲唸書的老人身上。
老人是尼可拉斯‧法蘭克（男）。
「我的母親告訴我，那天她接到希特勒的電話，她叫他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親，她的丈夫光著身子從浴室衝出來，接電話的時候連他的生殖器都倏然起敬了，掛掉電話之後父親告訴她，他被任命為波蘭總司令，也就是說，佔領波蘭之後，他就是波蘭佔領區的首席，直屬希特勒的副手！母親聽了非常的高興。
我小的時候很喜歡搭車出去玩，去猶太區巡邏，我們在猶太區有特權可以搭車，搭車的時候會有幾個穿著制服的隨扈跟著我們，我很喜歡搭車出去玩，我們會去軍營旁，那邊有高高的圍牆，圍牆上有鐵絲網，等到我長大了才知道，那後面就是集中營。」
尼可拉斯‧法蘭克的父親是「漢斯‧法蘭克」，是希特勒的親信，負責勞改營和集中營。
尼可拉斯出版了兩本書，批判他的父親，並且四處演講，朗讀他批判父親的兩本書。
「我覺得我面對這一切，每一次都要重頭來過，每一次都很難。但是我還是想要告訴大家，親子關係之仍有公義。
說穿了，我的快樂童年其實是被放在一堆人的血海中度過的。」
畫面回到卡婷‧希姆勒的獨白：
「我本來覺得，我可以跟我的父親交流的這個議題的；但是後來我發現每次跟他提起這相關的話題時，他總是很快的結束話題。我這才發現，對他而言，這實在太困難了。」
畫面來到下一個出場的人物，莫妮卡‧葛特（女）。
莫妮卡‧葛特的父親「阿蒙‧葛特」，主持普拉左勞改營。
莫妮卡‧葛特說：「我小的時候會問媽媽，那些人在勞改營做什麼呢？媽媽就會告訴我說，他們來這邊工作的。我又問，那裡面沒有小孩或者老人嗎？媽媽說當然沒有，他們是要工作的。我又問，那爸爸在裡面做什麼呢？我的媽媽就說偶爾會有一些激烈的狀況，總是會需要一些必要的手段的。我又追問，那爸爸有殺人嗎？媽媽說有。我又問殺了多少人？媽媽就說：『幾個』。
幾個？幾個是一個、兩個、三個？還是幾個？我覺得這幾個很奇怪，我就繼續追問，媽媽還是只回答我幾個，後來媽媽被我問多了，就像是崩潰了一樣，衝進屋子裡面拿了電線出來一直打我，一直抽打我。
我那個時候也很狡猾，我就知道要一直問一直問，讓她很煩我才可以知道真相是什麼。」
畫面又回到卡婷身上。
卡婷：「我記得我小時候和我的祖母一起看電視上放映的一些片子，看紀錄片，我的祖母非常堅持的說那些都是假的。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辦法承認這些的，他們絕對不能承認，不然他們會很難面對這一切。」
畫面回到莫妮卡‧葛特身上。
莫妮卡：「我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去一家小酒館，和裡面的酒保聊的很來；有一次服務生不在，酒保就過來為大家倒酒，然後我看到了他的編號。
等到大家都走光之後，我就對他說：欸！你待的是哪一個集中營？
酒保回答說說了妳也不知道，妳又不懂這些。
我就告訴他，我好歹也去參觀過奧斯威辛集中營，也讀過好幾本書，也看過安妮的日記，我不是那種一無所知的女孩。
酒保就告訴我，他在『普拉佐』。
普拉佐？！
我非常吃驚，我告訴他我就住在普拉佐旁邊！我說：你一定認識我父親葛特。
他就說，集中營裡面那麼多人，我怎麼可能都認識。
我說：你怎麼可能不認識他？如果你不認識葛特，那你一定沒有待過普拉佐！我父親是普拉佐的總司令耶！
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個時候臉上的表情，他非常驚恐的倒退了好幾步，撞上了他背後的酒櫃，用一種看見惡魔的表情看著我說：卡特？！
因為波蘭文發不出葛特這個音，所以都叫卡特。
我就很奇怪的看著他說：你怎麼了？不是勞改營嗎？又不是集中營？
酒保就在我面前崩潰了。
我這才知道，原來我知道的根本就不是真相。」
畫面轉到賈桂娜‧戈林身上。
她說，她和她的弟弟不約而同去做了絕育手術。他的弟弟做完手術之後打電話告訴他說，我絕後了。
我們下意識的，不想製造出更多的「戈林」。
畫面轉到卡婷‧希姆勒身上。
「不，我不覺得血統什麼的很重要，我嫁給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我們的朋友都覺得這樣有問題，但是我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事實上，我們彼此有很相似的成長背景。
當然，我們也是會吵架，人與人相處難免都會爭執，吵架的時候有時候就會翻起家族舊帳來，那個時候就會覺得：欸？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畫面轉到火車上，萊納‧霍斯和記者。
記者非常好睡，但是萊納‧霍斯完全睡不著，他反覆的看著那張小孩站在門旁邊的照片，不斷的想著門後面，要是走出去，是不是就會見到醜惡的集中營？毒氣室？焚化爐？
他完全無法入眠。
「我一直害怕去到當地，我長得跟我祖父非常像，我很害怕我去到那邊被人家認出來，說我是魯道夫‧霍斯的子孫。
我記得我的父親對我非常嚴厲，我非常害怕他，我問過我的弟弟，他跟我一樣，完全不記得有過任何溫暖的擁抱或者呵護。我們能夠記得的就是每天一大早我們要去把父親的高級皮鞋擦亮，連鞋底都要擦亮，細縫也要，不然就會被打被罵。結果後來我也只會用這種方式對待我的小孩。
我的潛意識完全無法停止那些恐懼的想像，我總會夢見，那道門，夢見我看著那道門，不敢走過去。」
畫面回到莫妮卡‧葛特：
我後來獨自去看了辛德勒名單，我本來邀我丈夫一起去看的，他就說他不要。我就罵他孬種！我真的這樣罵他。後來我一個人去看，我要說，那個過程真的很不舒服。我看到中間一個場景，幾個軍官坐車出現那邊，沒有人告訴我，我立刻就知道那個就是我的父親。（莫妮卡‧葛特的父親阿蒙‧葛特，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以勞改營的軍官角色出現，因而特別出名）。
我看到有一幕是一個猶太人對指揮官說，他本來是個鎖匠，但是他現在再也不能做他的工作了，他都在挖礦。指揮官就說：拉出去槍斃了。
我那個時候就在想！天啊！告訴我這種事情不會一直發生下去，不要一直下去！太可怕了！！！
我回到家裡之後就頭痛了，我記憶以來我從來不曾頭痛過的。醫生來看過說我非常正常，我知道我是被嚇到了。我不敢相信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和我以為的不一樣。我的童年追問我的母親，從來沒有得到勞改營的真正答案。太可怕了！
鏡頭回到卡婷身上。
「我的家族成員有些非常不能諒解我，在我們家族中談落這些事情還是禁忌，我寫了希姆勒兄弟這本書，這挑戰了我們家族的禁忌。」
鏡頭轉到尼可拉斯‧法蘭克身上。
「我到現在還是不信任德國人，我在對成年人演講的時候我會對他們說，我不信任你們，我認為一旦經濟變差了，又會出現那樣的聲音，認為要限制少數人的權利，不會說囚禁，而會說要管制那些少數民族，把工作機會讓給正統的德國人。我不信任德國人。」
鏡頭轉到在街頭的賈桂娜‧戈林
「有的時候懷念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舉辦德國餐會，說起來很感傷，德國文化數百年，納粹只有十二年，但是現在納粹卻幾乎成了德國文化的代表。」
鏡頭轉移到奧斯威辛集中營，萊納‧霍斯和記者在這邊跟隨著解說導覽移動，然後帶領他們到了管制不開放的別墅裡。
這棟別墅就是當年萊納的祖父魯道夫‧霍斯住的地方，他們在這裡找到了所有相片中的場景，萊納‧霍斯還到相片中祖父站立的地方，擺出同樣的Pose，記者拿著相片對著看，驚呼說現在你根本就變成了魯道夫‧霍斯。
他們找到了那一扇門，也進入了別墅內部。發現別墅內的窗戶有區分不同的玻璃，有一個方向的玻璃都是特別不同的毛玻璃，無法看到外面去。那個方向就是火葬場的煙囪和毒氣室的方向。
「我的祖母都會告訴我說，採草莓記得要洗乾淨，不然會有灰塵。」萊納說。
強顏歡笑了一段時間，萊納躲到一旁非常抑鬱。
畫面轉到卡婷身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在去愛自己的父母？當你知道他們做過這些壞事之後。我的意思是，要到什麼程度我們才能夠不再愛他們？那個分水嶺在哪？小孩要如何找到平衡？當你知道你的父母做過這些壞事？找到那個平衡點是很重要的事情。」
畫面移轉到尼可拉斯‧法蘭克：
「我知道我的祖母是個罪犯，但是我還是愛她。
我的哥哥在我出書，開始把書本第一章連載在週刊上發表時，寫信給週刊出版社說那些都是他弟弟都在鬼扯，那些內容都是假的。還有我的姊姊，她決心不要活的比我的父親久，我的父親在四十六歲那被處死。後來姊姊雖然有了癌症，但是其實還很健康，但她卻選擇在她四十六歲那一年自殺。
我另外一個姊姊席葛，當初支持種族隔離政策，我最後一次跟她聯絡的時候，說的內容是她說她在計算六百萬個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殺死後，要花多久才能燒掉，結論是一點六秒就要燒掉一個，所以她認為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這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鬼扯的；後來她也在南非過世了。
所以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活著了。」
畫面移轉到萊納‧霍斯，他來到了集中營一群參觀者的面前，台上的主持人介紹說今天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是集中營建造者「魯道夫‧霍斯」的孫子。
萊納‧霍斯，在他祖父建造的集中營裡，和來訪的被屠殺的猶太人後代面對面。
立刻就有人一臉憤恨的問他：「你來幹嘛？」
「我來面對我祖父的暴行。我來釐清我家族的謊言。」萊納說。
「你家族說了什麼謊言？」
「我的祖母從小就否認這一切，她看著電視上播出的一切，告訴我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又一個女孩開口：「你的祖父……」然後哽咽無法成聲，好半晌之後才終於能夠繼續說了下去：「你的祖父殺死、滅絕了我的家人，我所有的家人，我想知道，他真的不在意這一切嗎？」
（漏段）
「如果你有機會見到你祖父，你會想要做什麼？」
「我想我會親手殺掉他。」萊納說。
群眾聽到萊納的回答，笑了，但是是一種非常心酸的笑。
這時人群後方走出來一個老人，他自我介紹說他是當年這個集中營大屠殺裡的倖存者，他上台擁抱萊納，對他說：「我見過很多很多德國的年輕人，我都這樣告訴他們：你當時不在場，你什麼都沒做。」
萊納與老人擁抱的當場就落淚了。
後來，萊納‧霍斯在單獨面對鏡頭時說：
「面對那麼多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距離我那麼近，近到讓我幾乎招架不住，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揮之不去，彷彿就像是我的父親在我的背後咆嘯說：你敢示弱！你竟敢示弱！！！！
結果，因為有人對我說你不要有罪惡感，我的第一滴眼淚，就滴在他身上了。
我覺得我這輩子第一次能夠沒有罪惡感、能夠開始感到安慰和喜悅，是那個大屠殺的倖存者告訴我說：這真的不是你的錯。」
萊納‧霍斯的讀白之後，畫面轉到與他同行的記者，他坦白的說：
「我覺得自己還沒有被碰觸到，因為這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了。我是說，他們真的都很真誠，倖存者家屬、霍斯他們都很真誠，但是還是太快了。」
畫面又轉到尼可拉斯‧法蘭克與聽眾面對面的場景。
現場的聽眾對他說：「我非常震撼，我沒有想到一個人的童年可以這樣一瞬間的被摧毀殆盡，我想問，你的太太和女兒如何彌補你的家人在這方面給你的傷害？他們如何支持你寫這些書？」
尼卡拉斯‧法蘭克說：「我的太太是全世界最棒的，我很遺憾我們只有一個女兒，但我的女兒有三個小孩，他們不時會來我家扮演恐怖份子（聽眾笑），要是沒有他們，我現在會至少胖個三倍。
我也不會忘記十誡裡的第四誡：要尊敬你的父母。
但我就是做不到！我每次都要竭盡全力去克服這樣的障礙，我也很想得到父母的愛，但是我也在不斷的追查我的父母親所做的事情。
我想找到一點正面的事情，證明他有救過猶太人，或者波蘭人，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目前為止都找不到。
我想我會一直找下去。」
畫面移轉到賈桂娜‧戈林。
她在餐會上發言：「願大家一起迎接文化的轉變而不是一直排拒他。」
朋友們唱歌。
畫面回到卡婷身上‧希姆勒：
「我竭盡所能的為這個姓氏找正面的結果，這樣我就能夠在面對家族關係時不感覺羞愧，我覺得因為我竭盡全力的面對了。但是我不認為這個過程會結束。當然，這不會是我生命的全部，別的東西會漸漸的成為我的重點，能明白這一點真的很棒。」
畫面又轉到尼可拉斯‧法蘭克。
尼可拉斯‧法蘭克和三個小孩玩耍完之後，坐在桌前面對面問他的女兒：「你會想起你爺爺嗎？」
女兒回答說：「不太會，因為你給了我很大的安全的屏障。小時候家裡有很多很多的書，我會在你不在家時看那些書，在學校裡，我也會主動去找老師，在同學睡覺後一起看那些片子。
然後你出書了，你寫的書宛如一座堅實的堡壘。讓他的陰影就這樣消失了，我覺得，不管在任何層面，都是你贏了。我覺得我自己再也不用跟他爭鬥了，因為爸爸你已經替我們打了。我們不用在擔心自己被人們視為汙穢的惡人之後，因為有你這樣堅實的屏障，我和我的孩子才能安心的長大。」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事情。」尼可拉斯‧法蘭克哽咽了：「這對我很重要，真的。」
然後，是萊納‧霍斯的讀白：
「罪惡感是一種沒有理由的東西，即便我沒有任何理由要承受。但是就還是會揮之不去。
我想我的存在的意義是，要去完成我祖父他本來應該完成的事情。」
鏡頭再度移轉到記者：
我們以色列的猶太人，會想要在故事中找到幸福結局。
而那些人的後代，現在會想要努力與我們建立連結，這是一個幸福的結局。
但並非每個故事都有幸福結局，常常是沒有結局的，就像是這一個。
（電影結束）
主持人：這個以色列的導演，本人也是大屠殺宜族的第三代。他有出息台中場的放映，我們就來看映後座談的錄影。
映後座談影片：
觀眾一：為何選這個時積點拍攝這個作品？
導演：我認為對每一個災難，我們遭遇的大屠殺尤其如此。人們很容易沉浸在悲傷恐懼中，一直想著另一方做了可怕的事情。把焦點集中在人生的哀愁。
我可以理解人們為什麼如此。
但是，我認為事過境遷七十多年，現在我們應該繼續前進。我們不只要繼續述說故事表達感受，更要讓故事的雙方展開對話。
尤其是雙方都有第二代、第三代了，他們都是故事的一部分，無論你是加害者或是倖存者的子孫，都是一種命運。
每一場災難，包括大屠殺在內，身為當事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我們不但要揭露真相，而且要找出不一樣的新穎敘事觀點，為人們帶來希望的訊息。
當然我先前說過，知易行難，這麼做不容易，各位可以想像。拍片期間，我經常遭遇質疑，因為雙方都有許多人認為，對話的時刻尚未到來。
朋友也質疑你為什麼把焦點放在加害者？為什麼要去拍攝他們？你應該繼續關注我們這一方，關注我們的故事。
但是，我說重點不在拍攝哪一方，而在於循環必須被打破。
我拍這部片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到了現在，還有許多人否認大屠殺真的存在。說他根本不曾發生，許多加害者的後代也不願意面對真相。
我們必須對抗大屠殺的否認者，不僅要讓受害者發聲，也要讓那些兇手罪犯的後代發聲，承認大屠殺的真相，真是本片另外一個重要目的。
觀眾二：導演是否為受害者後代，是什麼故事觸發你拍這部片？
導演：首先，我是被屠殺的猶太人後裔第三代，我討論這個問題持續十五年。十年前我曾經為德國電視台製作另外一部片子，主要敘述希特勒的親信馬丁。我和德國研究人員合作，有一天我在耶路撒冷的辦公室工作時，接到一通電話，德國研究員告訴我，他拿到一個女士的電話，對方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雖然她很可能會掛電話，但是他建議我打去試試看。
可想而知，我很驚訝身為倖存者第三代，如今卻有機會拿起電話，直接打給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各位不難想像在以色列，我們通常只專注在自己這一方，只專注倖存者故事，忽然我可以打給希特勒的秘書？！
當時我沒有勇氣。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那位 女士，對方沉默許久，回答卻令我訝異。她說我可以到慕尼黑，在她的公寓會面。
雖然我還來不及做心理準備，但我還是儘快安排了，買了飛德國的機票，我們快速行動，因為擔心對方會後悔而取消會面。
不到一個禮拜我抵達慕尼黑，發現自己站在希特勒私人秘書家門口。應門的是一位老太太。
看起來就像我的祖母。
這場會面帶來許多痛苦，但是我們也一起喝咖啡，她跟我說了一些希特勒私人的故事，她也探問我的背景，包括我住在以色列的什麼地方、我的家庭狀況。
我讓她看我的妻子與孩子的照片。後來她走進一個房間，拿出幾張與希特勒的合照。我並沒有要求她這麼做。
我這才發現她無法掩飾她對希特勒的崇拜，即便在我面前，在一個被屠殺者第三代的面前。
不難想像，這讓我大開眼界，第一次意識到另外一方的存在。
過去我把他們視為沒有面貌的魔鬼，但那天我見到他的私人秘書，我知道他們也是人，不是魔鬼。這次會面讓我深受震撼，下定決心要讓雙方展開會面。也因此我開始拍攝這部影片。
觀眾三：這部影片與德國合作，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導演：我很榮幸與德國合作，這部片子是德國與以色列共同製作，製作過程也是一種對話。不僅主題涉及雙方，拍攝過程也涉及雙方合作，非常有趣。因為他們對故事有獨到而且深入的看法，拍攝時也會透露一些秘密。
幾個星期之後，有德國工作人透露說，他們的家人以前也是納粹。
有些還是高官。這些事，在拍攝過程中也發揮了療癒的作用。
觀眾四：這部片有在以色列和德國放映嗎？
導演：這問題問的很好，這片首先在以色列放映，公共電視決定在大屠殺紀念日前夕播出，當時我很緊張，因為以新穎點來拍片是一回事，讓大屠殺倖存者觀看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屠殺紀念日是以色列最神聖的節日之一，播出前一天我徹夜未眠，擔心很多人無法認同這部片子的理念。他們會認為在大屠殺紀念日這一天應該把焦點在自己這一邊，要說自己的故事。
但，片子受到好評，好的讓人驚訝，包括大屠殺倖存者在內，許多人的反應是；對話的時候到了。
我們要傳遞希望的訊息。
德國的情況就不太一樣。
播出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各位應該看得出來（伸手筆劃自己的黑眼圈，全場笑），我去年一整年都沒什麼睡，因為我一直很緊張。
不過我在德國運氣不錯，片子是夏天播出，時間排在一場足球賽後面，德國出戰某一隊，幸運的是轉播的就是公共電視，而德國隊也贏了比賽！因為贏了，賽後大家都跑去喝啤酒，就沒有多少人繼續看我的影片。不過幾個禮拜之後，電視台告訴我要重播這部片，我又要失眠了。（全場大笑）
觀眾五：您恨過德國人嗎？我想知道導演的心路歷程？
導演：如果說我沒恨過，那一定是說謊。
我小時候在以色列，覺得德國人是怪物，就是惡魔。兒童眼中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對我們來說德國人就是壞人。
但是多年之後我了解到。憎恨的人一無所獲。如果我們要讓孩子有更美好的未來，就必須把焦點放在好人身上。德國也有許多好人，例如參加製片計畫的人，接受我們拍攝的片中人物，看過電影的人應該有發現，他們大部分的家人並不贊成他們這麼做。
但她們還是參與了，這很了不起。
合作的德國電視台也是如此，德國真的有很好人，他們要彌補歷史。
為德國帶來美好的連結。不希望人們一聽到德國就想起納粹。我試圖將焦點放在好人身上，我不想憎恨人，因為憎恨將一無所獲。
第二個問題，拍攝的過程非常辛苦，對我來說，我的心情飛動，這一點毫無疑問。我說一個例子，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片中人物參與拍攝，過程非常漫長，光是讓他們了解計畫的重要性就非常困難了。
然後我決定在開拍之前，一個人先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為自己充電，讓自己得到力量展開拍攝工作。當時我已經做了一年半的研究，但是才剛到奧斯威辛的焚化爐，我突然覺得全身血液好像流乾一樣，沒辦法執行拍片計畫，儘管我已經辛苦做了一年半的研究，說服人們參與拍攝了。結果一來到奧斯威新耶一切的努力彷彿消失，我再也沒有毅力和勇氣來拍片。
之後我回到家裡越來越清楚，時間真的到了，我們必須展開工作，不然就錯過了。
謝天謝地我有一個偉大的導師，莫妮卡‧葛特，我做研究時認識了倖存者楊泰斯基，他從第一天就告訴我一定要拍這部片子，展開對話非常重要，我們不希望後代子孫永遠處在悲傷中。他在心理層面對幫助我，期待的時機已經成熟，一位倖存者告訴我時機已經到了，這點非常重要。
我覺得用幽默面對這些事情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拍攝集中營時，我找來了魯道夫‧霍斯的孫子，我們會調侃他，因為他總是要提最重的行李箱，裡面裝的都是攝影器材。他自己也笑的很開心，我們會用行李箱整他。
說這個故事是希望大家了解深刻沈重的主題，也可以幽默處理。
主持人：導演一直說The time has come，這句話非常讓我震撼。
這部片的片名的隱喻很重要，希特勒沒有孩子，指的是參與者、默許者，如何面對父母、祖父母這一輩犯下的罪行。
大屠殺本身就是出於荒謬的血統純正主義，這個導演用同樣的命題質問這些犯罪者的後代，他們如何面對他們的血統？
有些人絕育，有些人出書譴責自己的父母親，有些人放逐自己。
現場觀眾提問一（女生）：我好奇以色列人如何認識這些事情？學校如何教導？學校有沒有學習？他們的歷史課程？有沒有特別的觀點
主持人：一直是用一個被大屠殺迫害的民族的觀點來說的。剛剛有一個戶外教學，以色列的學生會去集中營戶外教學。在那一刻他們問魯道夫‧霍斯的後代說你來幹嘛，是有那樣的情緒在裡面。
現場觀眾提問二（男生）：我先說，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會有日本方面的人來。台灣對於台灣跟日本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我比較想知道日本人對於戰爭這件事情，像這養ˋ的形式的片子會在他們國家上映嗎？我沒有針對的意思，只是希望戰爭能夠被記取教訓。（現場出現零星但響亮的掌聲）
主持人：我想YuRe小姐來這邊沒有準備要被問問題，我們尊重一下她的意願，她如果願意回答就回答，她如果不願意我們也不能勉強她。我要說明一下，她本來是要來學習舉辦世界公視大展所以來台灣觀摩學習的。
喔，她願意回答！！！（全場熱烈掌聲）
YuRe：很高興來到台灣參與，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公共電視台要製作這樣的節目，因為要引起觀眾的注意，這樣的事情。
這部片在日本播映是非常可能的，我也希望會引起日本民眾、關注歷史問題的討論，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和觀眾對談。
現場觀眾感言三（男生）：我今天從台中特別來看這一場的，因為我在台中沒有跟到這一場。我必須要說的是，你們選的非常的好。今天這個電影，剛剛有觀眾提到日本的事情，我想我們台灣的觀眾都會想到我們自己的事情，或者大陸，都有過冤案，或許在場有些人的祖父母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很值得我們思考，謝謝。
觀眾提問四：我想請教，這部片子一直放出訊息，他們一直在批判他們的父親，好像是他們身而有罪一樣，這好像是用納粹的方式來趕走納粹，用一樣的眼光來趕走、批判他們，導演有沒有處理這樣的問題？他們要怎麼要去平衡？他們不斷的批評當年的納粹，在批評他們的祖父母輩。
有沒有辦法找到他們接受這樣的事情，但也同時愛著他們的父母這樣的案例？
主持人：我所得知的訊息是這樣，這只是後代裡面承認有罪行的一小部分的人，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拒絕承認也拒絕面對的。
這部片有三個我非常震撼的地方。第一個是這部片很重要的是，你得先面對發生過的，不可逃避的，接下來才可以對話。
另外是接下來法蘭克跟女兒對話時，說了很重要的一段對話。
法蘭克的那一代的人做了很大的懺悔之後，讓他的子孫可以繼續安穩的活下去。
第三個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候，大屠殺的倖存者與魯道夫‧霍斯的孫子擁抱，在看的時候我非常震驚，我當時以為片子會在這邊結束。
果然，導演告訴我們說德國方希望片子在這邊結束，結束在一個圓滿大和解的溫馨場面，但是導演告訴德國說：除非你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
導演一方面呈現了雙方的觀點，但是也會用記者的觀點說：太快了，我沒有被打動到。他可以被原諒，但是不能被忘記，不能被那麼甜美的忘記。
我想我們今天時間有限，就先進行到這裡。等一下五分鐘之後我們繼續放映下一部片子：直擊難民營。
謝謝大家！
映後心得：
12/14當晚
我看了這一部影片，非常，非常的震撼。
過程中好幾度我都忍不住哭了出來，我能夠深切的體會到那是多麼艱難的面對，而我們做的卻又是多麼多麼的淺短。
我的心得實在太凌亂了，也許明天睡醒，在中午開始看下一單元的電影之前能夠有時間整理，但今天只能先把我記錄的電影內容筆記整理出來了。
12/15
在看電影的時候，我的心裡非常的激動。
我知道的，對立、仇恨、追尋過去的長輩發生的故事，這些明明不是自己做的故事，卻又徹底的影響了自身的生命；不面對他，就會一直活在這些故事的陰影之中。
與之相比，我的生命所經歷的重量不過就是渺小的一粒沙。
其中有一幕是萊納‧霍斯來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和罹難者的家屬面對面的那個時刻，當主持人介紹他的身分讓他出場的時候，我整顆心都緊緊的揪起來了！我幾乎可以感覺現場的罹難者後代們快要崩潰了，走上台的萊納也快要崩潰了，但是大家都不能崩潰，大家都要在對方面前努力的「ㄍㄧㄥ」著，不能示弱。我幾乎以為要上演像是台灣社會事件新聞裡受害者家屬衝上前哭叫的畫面，但是他們沒有，最最激動的也就是一開始開口的質問：「你來幹嘛？」
然後，一直到最後身為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的老人現身，對著萊納‧霍斯說：「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你不在場。」
我當場就不能自己的哭了。
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夠去接受，並且面對這些發生在過去的歷史，並且為之承擔起來？即便那根本不是自己做的事情。
這部電影裡面有太多讓我撼動的對話了，雖然當事人都是用很平淡的口吻說出這些話的，但是身為另外一個生活在安逸的成長歷程中的我來說，這些話語都非常震撼。
片中法蘭克說，他總會在演講時對德國的成年人說：我不信任你們，只要德國的經濟不好了，就會開始出現聲音，認為我們應該限制少數人的權利，管制少數民族，把大部分的機會讓給血統純正的德國人。
代換情境，代換民族，代換部分的狀態，片中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在與我所在的這個台灣社會相互對照，彼此印證。
台灣社會這些年來頻繁發生的社會事件，諸如：為了蓋捷運機廠拆毀樂生療養院、為了徵收土地挖毀大埔農地、為了已經賣掉的預售屋利益拆毀獨棟獨戶的士林王家，以及其他更窩發生在各地的都更案件、為了獲取建設過程的開發利益，台南的鐵路地下化東移工程徵收周邊民地、這些不都是用經濟之大名，行犧牲少數人之舉動嗎？
為了＿＿＿，你們這些＿＿＿就去死吧！
這些事件背後沒有被公開說出來的心聲，不也跟法蘭克心底一直對德國社會存在的擔心一模一樣，不也跟納粹帝國的種族清洗政策有著同樣的出發心態？
法蘭克說，他長大後才知道，他的快樂童年說穿了，是在一堆血海之中度過的；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又震動了，在台灣，到底有多少當年的既得利益者後代，對於過去家族在整個國族體制中所獲得的利益，能夠懷抱這樣真實而誠懇的認知？
我們的社會還有很長，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看著電影裡的一幕幕，我漸漸的有些明白我心底一些未解的事件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父親是里長，在我小時候，因為這個里長的身分，我享受了很多好處和便利，都是小小的東西，諸如走到哪都有人認識我，或者去市場不需要排隊、到學校老師會特別關照我，出去旅行可以得到旅行社特別招待之類的。童年時我本來也很喜愛身為里長的兒子所能夠享受的權力和方便，但有一天，我的同學因為犯了一點錯誤，被老師叫去當著我的面罵：「你這樣怎麼對得起小跳的父親！」的時候，我在台下聽了卻莫名的感覺非常羞愧並且驚慌。
我？干我父親什麼事？為什麼罵他要提到對不起我父親？
那之後，我開始對於「我的父親是里長」這件事情，有了說不上來的微妙情緒。
心底有了成見之後就開始注意到更多細節，我注意到老師處理我與同學的糾紛時，會罵打我的人說：他爸爸是里長，你惹得起嗎？我也注意到同學被罵時眼中憤恨不平的眼神。
我漸漸的開始不喜愛權力，非常小心的提醒自己不要濫用權力，不管那是因為身旁的人的光環，或是自己的。
看著這部電影裡的種種，我忽然間得到了解答；我們都只是在某個時刻意識到了，我們長輩的「權力」其實造成了其他某些人，處在不那麼好的位置；我的童年雖然沒有建築在血海之中，但那個時候我微妙的感覺到了，權力並不是那麼好的東西，起碼，我在那時忽然發現了，我的很多快樂，下面都有著我沒看見的，被權力壓著，感受並不美好的人。
扯遠了。這是一部很厚重的片子，但或許因為太厚重了，我看的時候雖然非常震撼，卻總有個聲音在心底嘆氣著，覺得台灣社會遠遠的還沒能到達這樣的水平。映後座談時導演說他覺得「對話的時間到了。」我卻覺得，在台灣，對話的時間還要好久好久，不知道何時才會到來。
我們，連承認自己的過去從壓迫人們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這件事情都還非常難做到，更別說是承認自己加害者的位置，然後與受害者展開對話。
不承認，並且繼續製造新的壓迫。
我們的社會，真的還離這部電影很遙遠。
我忽然想起，德國納粹大屠殺，在我的記憶裡只是課本裡的幾行字，我從沒又真正的去認識過這段歷史，一如我沒有真正認識台灣過去，甚至是現在的歷史一樣。
我要走的路，也還有很遠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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